加拿大28预测-加拿大28预测官网-加拿大28官网平台

热门关键词: 加拿大28预测,加拿大28预测官网,加拿大28官网平台

周恩来传,长征大转移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问题:长征大转移,瞿秋白为何被留在苏区继而被捕?

长征初期的红军,被失败、牺牲和迷茫的阴影笼罩着,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教条主义仍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进,有敌人围剿,退,无根据地可守。

回答: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瞿秋白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曾跻身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而且还曾一度领导过党的革命事业。不过他在自述里谦虚地认为自己的政治能力薄弱,不能够担当这样的大任。在红军长征时期,瞿秋白同志并没有随红军主力移动,而是留在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负责革命宣传,直到后来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遵义会议前后,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们,以中国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以开阔的胸襟纠正错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持了真理,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力挽狂澜。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化险为夷。

在1934年,瞿秋白已经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等职务。不过,由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同时患有肺结核等病,因此主要处理一些简单的文职类工作。
图片 1(伟大的革命先烈瞿秋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红军主力进行长征后,瞿秋白曾坚持要求自己随军长征,但由于他的身体原因已无法适应艰苦的长征生活,所以王明等人研究后决定将他留在瑞金。因此,瞿秋白没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到陕北,更没能见证长征的胜利。
图片 2

从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幼年到成熟的蜕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1935年2月,瞿秋白的肺病已经日益严重,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因此中央决定派人送他从江西出发,经过香港周转(绕过国民党统治腹地),最后再去上海求医。不过当他的队伍到达福建省长汀县附近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捕。瞿秋白一行人寡不敌众,最终突围失败。后来经过叛徒的指认,瞿秋白的身份便彻底暴露。一开始,国民党还试图诱降他。

“抬轿子”行军

可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拒绝投诚,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纯洁性与自己的革命信仰。1935年6月18日早晨,被捕的瞿秋白在写完了自己的绝笔后,于罗汉岭被国民党枪决,年仅36岁。
图片 3

1934年冬,流经广西兴安、全州的湘江江水,冰凉沁骨。

回答:

11月27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渡过了湘江,随后控制了渡口,找到4处可涉水而过的浅滩,并架设了一座浮桥。

这个问题说起来有些复杂,加上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实在有限,只能大概梳理出来一个轮廓。翟秋白之所以会被留在苏区,极有可能是由于当时内部的斗争,而对于上级的安排,翟秋白选择了接受,这使他错过了离开的最佳时机,导致其最终被捕遇害。简单梳理一下这个过程吧。

此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只有零星小股敌军,中央红军的机关部队即军委纵队,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70余公里。倘若轻装前进,红军主力可在一天内,兵不血刃地渡过湘江。

图片 4

然而,军委纵队的人马一路龟速前进,一天一夜仅前进不到20公里。最终,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面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不得不血战5天才渡过湘江。

△翟秋白

血染湘江,是长征史上最惨烈一役。这枚由于指挥失误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时就埋下了种子。

事情的起因,或许要从“八七会议”讲起,瞿秋白被推到台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汉口紧急召开。这次会议上,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而其继任者,正是瞿秋白。至于为何会选择瞿秋白成为最高领导人,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至今成为了一个迷。

图片 5

△八七会议

不过,瞿秋白自己却在事后直言不讳的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是“历史的错误”(《多余的话》)。而根据陈铁健先生的分析,瞿秋白之所以会站到前台,机油二可能是因为他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鲜明反对态度,这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然而,正是由于瞿秋白身上“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或许为此后的事情发展埋下了伏笔。

图片 6

△李立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此期间,李立三坚决认定中国革命仍然处在高潮期,直到斯大林站出来利用一天半的时间为其分析了当前形势,说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处在了低谷。然而李立三并未接受这个说法,只是暂时搁置了争议。

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则回国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而正是在李立三的策划下,以武汉为中心,在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发动了大罢工和总暴动,结果却使得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遭受重大损失,甚至丢失了洪湖根据地,地下组织也相继遭到破坏。

图片 7

△六届三中全会

1930年9月,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派遣下返回国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纠正“左倾”错误,停止了对大城市的攻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包办”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为了适应大转移的战况需要,党和政府全部并入军队,党政军的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则被排斥在外。

事情的焦点,瞿秋白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的心软,却为自己埋下了隐患

或许是由于“书生意气”,瞿秋白在处理“立三路线”问题上,始终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只是要求李立三做出了检讨,且对追随“立三路线”的人员并未追究责任,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李立三因此而已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却没想到他的心软,反而给了对手借口。

图片 8

△瞿秋白

1930年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苏联召开了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当时前往苏联学习的李立三参加了这个会议,而身在国内的瞿秋白并未参加。

由于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曾因“江浙同乡会”问题与瞿秋白有矛盾,这次会议的论调便可想而知了。在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的引导下,李立三在会上说出了“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这样的话,反而将“立三路线”的错误加在了并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

图片 9△米夫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而由于李立三此时尚在苏联,于是瞿秋白便成为了主要批判对象。

而早在会议召开之前,王明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于是他在自己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文中,用了长达3万余字的篇幅重点批判了瞿秋白,“文中说道:“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最终,在米夫的授意下,王明得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被撤销政治局委员。

博古,原名秦邦宪,比王明小3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3年半回国。留苏期间,博古与王明是同学,都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在苏联历次“路线”斗争中,博古站队站得好,深得第三国际赏识。

事件的结局,瞿秋白被迫以病躯前往苏区,并最终被排除在长征之外

自从被撤职之后,瞿秋白便因肺结核一直在上海养病,在此期间还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突然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再一次对瞿秋白形成了严重打击。

图片 10

△瞿秋白一家

1933年底,临时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对其传达了派其前往中央苏区的决定。对于这个安排,瞿秋白并无异议,只请求妻子杨之华可以与自己一同前往,但当即便被拒绝,理由是杨之华的工作尚无人接替。

彭玲曾问瞿秋白,“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瞿秋白却说道“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此次会议选举了新的、由12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深受王明影响的博古担任总书记,瞿秋白仍然被排除在外。

图片 11

△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苏区。而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就在瞿秋白到达苏区后两个月,也就是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撬开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整个苏区开始岌岌可危。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但撤离的名单中并没有瞿秋白,瞿秋白曾向组织当面提出希望能够随队长征,但没有得到批准,他就这样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苏区。直到1935年2月,瞿秋白因肺病日益严重,中央这才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然而就在瞿秋白2月24日在走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被当地保安团发现,突围失败后被捕。1935年6月18日晨,瞿秋白写完绝笔诗,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回答: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于1934年2月奉上海临时中央之命来到了炮火纷飞的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在任期间,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

作为曾经的革命老战友,瞿秋白的到来,受到苏区内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但是,有一个人却对瞿秋白耿耿于怀。这个人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这得归结于二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经对王明、博古搞小团体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于是,王明后来曾批判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在长征的准备过程中,瞿秋白曾坚决要求跟随红军主力转移,遭到博古的拒绝。毛泽东、周恩来也曾经向博古提出建议,要求瞿秋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但是博古仍然无动于衷,以瞿秋白患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为由再次拒绝。

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便和陈毅、项英、何叔衡等人一道坚持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1935年初,瞿秋白被要求到白区工作。2月24日,他在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在长汀俘获。在狱中,瞿秋白面对敌人的各种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留下“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信仰”这样一句伟大的名言,于当年六月被蒋介石下令在长汀处决。瞿秋白牺牲时,时年36岁。

回答:

显然,瞿秋白被留下是博古、李德等人有意为之。当时,由于博古坚持错误路线,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博古、李德等人害怕错误路线被清算,企图将党内反对他们的人都排除在外,当时瞿秋白对他们错误有所察觉,所以他们坚持把瞿留下。博古等人开始还企图将毛泽东主席也留下,只是由于周恩来等人强烈反对,未能达到。至于陈毅,是因为受伤而不能长征,被迫留下。

长征已过去八十年(左右),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永远值得我们现在每个人铭记。

回答:

留下的人不少,陈毅也是嘛!革命就有牺牲,走或留都有可能牺牲,但必须有走有留,没办法

回答:

  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宋希濂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向贤矩部逮捕,6月18日,在长汀中山公园执行枪决。

回答:

瞿秋白留在苏区,跟陈绍禹(代号王明)没有关系。共产党的掌柜的是秦邦宪(代号博古),陈绍禹是中共驻共产国际(苏联)代表。

回答:

你们围着小编认真研究吧。提起瞿秋白,咱只知道他被杀前写的那篇《多余的话》

回答:

苏区 中国的地方叫苏区

回答:

不应被历史忘记。正直的马列主义者了。可敬也值得尊敬了

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破坏后,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王明鼎力相荐,年仅24岁的博古火箭式蹿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王明临走前反复叮嘱博古:无论什么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要擅自行动。

年纪轻轻的博古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李德跻身最高“三人团”,则是一系列“误会”和“巧合”的结果。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8年前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1932年秋,奥托·布劳恩来到了中国上海。那时他可不是什么共产国际派给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派来给国际间谍佐尔格送经费的交通员。

共产国际确实派了一位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着称。然而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奥托·布劳恩便顶了这个“空缺”。博古虽有王明的支持,但在国内一无威望二无经验,于是拉着奥托·布劳恩这个并非正牌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当大旗。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博古成了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博古不懂军事,全盘倚仗洋顾问李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能做的只是发电文执行。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行军队形往往是:红三军团为右翼,其后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红九军团;中间是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种行进阵式,被刘伯承讥笑为“抬轿子行军”。

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甚至病号的尿盆也捎上。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得红军战斗力大减。各路红军抬着军委纵队的“轿子”,既暴露了目标,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让他得以调兵遣将,在湘江东岸布置了铁桶阵。

经过一番血战,中央红军总算过了江,但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而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惨败的责任全推到红军指战员的执行上。

不过,也有让李德惴惴不安的事:从1934年10月中共的上海组织遭破坏后,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中断了,他跟自己的上司也联系不上了。

由于联络中断,在莫斯科的王明是通过日本报纸,才知道长征开始了。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长征中的电讯联络。1935年他派李立三和一个熟悉无线电的波兰人前往中亚,李立三还专门派了两拨人,背诵无线电密码本后经过新疆寻找红军,但都未成功。1935年3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辗转多地,好不容易赶上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式,才把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消息带到莫斯科。而中共与共产国际正式恢复电讯联络,还得等到1936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前。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暂时失去联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博古和李德就失去了“尚方宝剑”,中共头上也少了一道束手束脚的紧箍咒。

“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长征初期的毛泽东,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然而,随着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早已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

事实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与一直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格格不入。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从那时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就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政治上的打击和罹患严重的疟疾,让他在福建长汀医院修养了半年之久。

现实其实已经明确了孰对孰错。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了指挥权,但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的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胜利。

然而,1933年初,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博古等人把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错误路线。博古、李德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使得红军由胜转败——在博古、李德等“拼消耗”战略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春夏,毛泽东回到瑞金,却仍被打入“冷宫”。为了避免在“肃反”中授人以柄,毛泽东几乎不与人主动交往。他曾回忆说,“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毛泽东忍辱负重,但博古仍急于“甩包袱”,甚至在长征随军的领导干部名册中都没有毛泽东的名字。是周恩来同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博古才勉强同意重新把毛泽东加入到中央纵队的名单中。对此,当年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在几十年后说:“若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虽然周恩来为毛泽东争取到了随军的名额,但毛泽东本人却不愿意走,他上书中央,表示要留下来打游击。周恩来知情后,当即骑马从瑞金赶到毛泽东住的于都县,在夜雨中同毛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周恩来骑马回瑞金,见到博古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周恩来谈了一夜,可见劝说艰难。1934年10月18日,毛泽东随中央纵队一起踏上了征途,他的行李包括一袋书籍,一把雨伞,两条毛毯,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油布。

在见证者的回忆中,他憔悴得让人心疼:

“长征之初,毛泽东40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暗夜:远离决策中心,无人理睬,身体虚弱,疾病缠身。

也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虽然得不到执行,却在默默产生着影响力。

在政治局内,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六人,加上李德,其中有四位是来自苏联的“国际派”,无论怎么投票都是多数。但是,在血的教训面前,“国际派”其实已在发生着分化。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际派”中已经有人看清,自己手中的“本本”带来的并不是胜利。很自然地,他们与曾经批判的对象——毛泽东渐行渐近。

张闻天笔记记载:“在长征出发前的某一天,我和毛泽东同志闲聊,我把对中央的不满全坦白了。从此,和毛泽东同志亲近起来,他要我和他同王稼祥住到一起。”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故意不让他们几个凑在一起,以使其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参加中央决策。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经过争取,博古最后“开恩”,把他们仨都安排在中央纵队,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

如果毛泽东没有和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起并朝夕相处,很大可能,不会有遵义会议。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历史,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开始改写了。

担架上的谋略

中央纵队从江西于都出发后,毛泽东、王稼祥都躺在担架上,行军中常伴左右。

毛泽东体格消瘦,身患疟疾刚恢复,无力走路。王稼祥则是在1934年4月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肚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医疗条件简陋,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王稼祥只能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可以说,在从苏联回国的那一批人中,王稼祥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才能的人。

王稼祥在留苏期间,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虽然他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因为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并因此很受重用,成为王明派到中央苏区的第一批留苏干部。

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

王稼祥也曾和王明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还曾批判毛泽东“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过与毛泽东见面后,他就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吸引了。

王稼祥回忆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说: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对他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从此以后,这对革命家就惺惺相惜。

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王稼祥与毛泽东一起指挥战斗。他亲眼看到,在中央苏区,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在毛泽东备受打击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亦秉理直言:“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这一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毕竟,在当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里,没有一颗立党为公的公心,这番话是不敢讲的。

毛泽东曾经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应向实际发展,然后才能不停止在书本上,才能不犯教条主义错误。”正如其言,王稼祥就是一个在“实际发展”中纠正了教条主义错误的“红色教授”。

不过,也正是因为王稼祥脱离“左”倾“国际派”较早,他也一度成了被排挤、打击的对象。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李德意见向左,王稼祥不仅完全离开了工作,还险些被留在中央苏区养伤而不能随军转移。幸而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王稼祥这才被抬出医院,跟上大部队。

毛泽东、王稼祥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两人的担架经常会碰到一起。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描述。

毛泽东亦曾多次讲过,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遵义会议时,王稼祥带病出席了三天会议,并在双方势均力敌时站了出来说,“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后来,毛泽东多次对人说:“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长征之后,王明在武汉搞“第二中央”。王稼祥又从苏联带来了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这是王稼祥第二次在党内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冷板凳”

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担架旁,相伴而行的是骑着马的张闻天。

此时的张闻天,名义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内仅次于博古的“二把手”,实际上也在坐着“冷板凳”。

张闻天化名洛甫,出身大户人家,留日、留美、留苏,早年热衷文学创作和翻译,有长篇小说问世,郁达夫评价他完全能成为一个诗人。在莫斯科,他和王明、博古都名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张闻天在党内地位不断提高,先是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又成为仅次于总书记博古的党内领导人。

作为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革命家,张闻天对“左”和“右”一直都保持着理论警惕。在中央苏区,他就撰文批判过极“左”现象,如排斥知识分子,在肃反中的乱抓乱杀现象等。张闻天与博古很快分歧丛生。

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总结会上,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由暗到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描述,洛甫和博古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不应该打消耗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洛甫又说,咱们中国的事,不能全听李德的,得有自己的主意。

与博古冲突激化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逐渐越走越近。

不同于王稼祥,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不过,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并没有像博古那样孤立毛泽东,而是时常听取他的意见。接触越多,他越发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比如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等策略上,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党中央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长时间深入交流的机会。张闻天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原来,毛泽东绝非王明、博古眼中的“泥腿子”,其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对中国革命未来图景的描绘,让张闻天刮目相看。

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之后,博古派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是把他排挤出了中央。长征快要出发以前,张闻天才从闽赣回到瑞金。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则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在中央纵队,毛泽东和王稼祥由担架抬着行军,张闻天骑马与两副担架同行。他们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

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不久,李德发现三人接触甚密,想从中阻挠,于是找来王稼祥、张闻天,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但此时这两人对他已不屑一顾。李德在回忆录中还在“抱怨”,毛泽东不顾纪律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找那个政委谈,导致对博古和他的批评越来越多。

当时,红军中有最高“三人团”,即李德、博古、周恩来,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这时,在长征中央队中却形成了另一个“三人团”———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个中央纵队“三人团”,虽然成员都处在备受“冷落”的地位,却将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橘林谈话”

中央红军翻过老山界后,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专等红军去钻。

张闻天迅速把情报告诉毛泽东。此时,维持党和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毛、张二人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张闻天随即向周恩来提议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的恭城书院,参加临时紧急会议的七个人在讲堂里坐下来。如今,书院模拟还原了当时的会议场景:六把座椅围着一张方桌摆开,毛泽东的那把椅子摆在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这是毛泽东首次对军事行动有了发言权,尽管只是以列席会议的身份参加,仍意义非凡。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仅李德的《中国纪事》回忆录里有所记载。李德说他主张中央红军按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被毛泽东“粗暴打断”了,后者主张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异口同声表示“赞成”,周恩来也表示赞成。一番激烈争吵后,李德愤然中途退场。而早已没有了主意的博古,也觉得毛泽东的提议有道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避免了红军重蹈湘江覆辙。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此后,红军出其不意地由被动逃跑转向主动进击,挺进贵州,攻占黎平,不仅把蒋介石的“围剿”军甩在湘西,还赢得了喘息之机。

黎平县城的翘街相当繁华,翘街中央有一家胡家店铺,宅院宽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胡家商铺召开会议。博古仍然坚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毛泽东不同意博古的意见,坚决主张继续向黔北进军,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也表示同意。

李德因患疟疾未能参会,当周恩来把会议决议译文给他送去,他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面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再也不能忍受李德的蛮横,与后者彻底决裂了。

此时,博古、李德头上的光环已经被彻底打破。红军上下认识明确,让错误的人继续掌权,错误就很难避免。可是,正当败军之际,谁来临危受命呢?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着名的“橘林谈话”。对此,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4团团长的耿飚回忆: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时,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感到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周恩来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

耿飚对张闻天推举毛泽东之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0天后,也就是1934年的最后一天,贵州中部飘起大雪,大地银装素裹。中央红军到达了瓮安县猴场,把从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拿出来,分发给当地穷人。市场上一片红火,街上到处笑逐颜开,洋溢着辞旧迎新的气氛。

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并坚持黎平会议的立场。没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博古、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

会议解除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遵义。

红军司令部驻在军阀柏辉章的豪宅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有办公室。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朱德和康克清也住在柏宅。

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筹备人,事无巨细。“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运筹下,毛泽东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贺子珍和他住在一块;张闻天、王稼祥也住在这里,离开会的地点比较近。

李德和博古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中式庭院里。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同一座楼里,便于随时交谈关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问题。

对于会议发言顺序,周恩来也做了精密的“排兵布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安排: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发言;毛泽东发言;王稼祥发言;其他与会人员自由发言。

1935年1月15日夜,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者20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列席。

为什么要开扩大会议呢?毛泽东在20多年后回顾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连开三天,博古在报告中为失败进行了辩护。博古作完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主观因素上明显与李德、博古划清了界限,还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作了自我批评。

“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

周恩来之后,张闻天架起了“当头炮”,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发言时手里拿着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集体创作”。张闻天在党内威望很高,由他把三个人研究了一周的话讲出来,分量很重。

毛泽东的发言也不同寻常,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军事错误的症结所在。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指出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甚至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处境狼狈。美国着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在他的《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李德处境很不利,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

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7日结束,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事实上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老毛行”

遵义会议后,遭到批评的博古与中央军委纵队的同志一起离开遵义向北行进。一路上,博古常常深思不语,郁郁寡欢。

1935年2月5日,红军到达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村庄。政治局决定在这里开会,讨论中央领导人选。

会前,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这番长谈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博古对彻底打开自己心结的那些话语印象极为深刻,曾对不少人谈及。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陈云、潘汉年分别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博古向潘汉年详谈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核心的思想过程。后来潘汉年依据自己的记忆,对这番长谈有大略记载。

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博古说,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此时的博古,也在不断反思着他和李德一系列的“左”倾军事错误。

湘江惨败后,博古就曾经掏出腰间的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这一幕恰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到。他赶忙制止博古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博古这才知道自己失态了。

通道会议上,博古在是否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关键问题上,也亮出了转变的“首秀”。这是博古第一次在红军最高决策会议上,直面李德而否决李德的主张。

遵义会议上决定取消“三人团”,对这一点,博古是服气的。会上,面对众人疾风暴雨般的批评,博古经受的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作为大会主持人的他,可以打断、反驳任何人的发言甚至禁止这些发言,但博古没有这样做,他保障了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的权利,认真听取了每一句批评。

遵义会议后,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一下子转变过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有不同意见。凯丰曾对博古说:“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对凯丰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了。

想通了之后,博古将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箱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再后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陈昌浩分别找博古,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国焘领军8万,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们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怎样,可想而知。

面对张国焘、陈昌浩的拉拢,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后来曾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但是到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担任领导核心职务,这中间还有一段曲折。

红军二渡赤水后,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但这个规定只是针对这次战役,战役结束,任命也就结束了。

当时,很多红军将士求战情绪高涨。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主力攻打打鼓新场。

电报是凌晨1时发的,看得出来,这是林彪思考一夜的结果。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但其余参会人员都赞成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表达坚定态度,但没能说服大家。

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在座中有人毫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泽东愤然离席。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没有办法,举手表决。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还把刚上任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深夜,毛泽东决定对这次势必损失巨大的战斗进行最后挽回,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说,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吧,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周恩来被说服了,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样被说服的,还有与毛泽东常年并肩战斗的朱德。

第二天重新开会,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得到恢复。

后来,毛泽东在阐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就曾以苟坝会议为例:“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行军打仗,临机决断,更不适合搞泛民主化的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3月12日,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

新“三人团”的成立,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过金沙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书写了长征以来的得意之笔。

本文由加拿大28预测发布于加拿大28预测-现代文学,转载请注明出处:周恩来传,长征大转移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